日耳曼化的政权结构狄奥多西时期的特征匈奴人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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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里。这些日耳曼军官由于受自己种族身份和阿里乌斯教派信仰的影响,不能直接称帝,于是他们选择

当时罗马的政权结构可以说已经日耳曼化了,这在军队里面尤其如此。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是斯提里科,他是一名汪达尔人,在狄奥多西一世手下当差时就开始飞黄腾达,而且后来还和狄奥多西一世的侄女塞雷娜结婚,从而成为最靠近皇权中心的非罗马人。

但两位现任君王阿卡狄奥斯和霍诺留斯都没有成为像他们父亲那样的杰出皇帝[同时代的哲学家、主教昔兰尼的森涅修斯曾把阿卡狄奥斯比作一个优柔寡断的脓包软蛋]。但他们的统治持续了很长时间,不过实权都掌控在他人手中,例如阿卡狄奥斯的政权被一个厉害的宦官尤特洛佩斯或一名哥特军事指挥官盖纳斯所把持;而霍诺留斯的政权显然被斯提里科所操控。

在4世纪的最后几年里,罗马帝国东西两部充满了仇恨对立,甚至发展为直接的武装冲突。而这些政治事件的历史背景是罗马帝国在多瑙河和莱茵河的边境之外出现了人口迁徙。

这就好比一副多米诺骨牌发生了倒塌效应:匈奴人在顿河和伏尔加河流域的西进运动引发了其他民族大规模的被迫迁徙(哥特人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这必然会把他们赶到罗马帝国境内。

但当时没有哪个迁徙的人群足以代表他们的整个民族(因此,当我们谈论哥特人的时候,更准确地应当说是一部分哥特人而不是说整个哥特民族)。但随着越过边境的人群越来越多,这些原本就怀有敌意的外来人口对罗马帝国造成的压力也逐渐增大。

在某些情况下,罗马帝国可选的策略就是允许其中的一些人群在境内定居,并利用他们为军队服务。反过来,这些外来人群也对这种安排心满意足,因为他们无论是在经济利益上还是在社会利益上,都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好处。此外,罗马帝国有时还会利用其中的一些匈奴部落去征服新来的日耳曼民族。

显然,这一时期罗马帝国会支付给非罗马人报酬,利用他们来对付一些其他非罗马民族。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发生在阿拉里克身上的事情生动地展示了罗马帝国和新来的日耳曼民族之间的这层复杂关系。

阿拉里克出身于一个哥特首领家族,于4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并在395年对君士坦丁堡构成威胁。由于他的军队没有围城的器械,于是他转而进军希腊,抢劫掠夺了很多城市,其中包括雅典和科林斯。

斯提里科曾经两次几乎将阿拉里克全军歼灭,但两次都让对方逃脱了,于是有人谣传说他是日耳曼人的奸细。我们的资料显示阿拉里克后来成为西哥特人的国王,而西哥特人是这一时期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两个举足轻重的哥特人群体之一。西哥特人从408年开始在意大利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活动,而这正好发生在斯提里科被处决的同一年里。

由于失去了强大的军事防御,罗马陷入一种危险境地,并曾经三次遭到围困。410年,罗马在第三次围困中被攻陷,这让整个地中海地区都惊骇不已。接下来,西哥特人继续朝高卢南部迁徙,再从那里迁往西班牙,并最终将其征服。在罗马帝国东部,阿卡狄奥斯死于408年,留下襁褓中的儿子狄奥多西二世作为自己的王位继承人。

狄奥多西二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宣布自己的儿子是罗马共帝,这也加强了罗马作为帝国的情感。显然,当时只能找人代替狄奥多西二世摄政。其中,他的姐姐普尔喀丽娅当然是一位重要的摄政人选,但真正掌握实权的却是一些文武官员。

狄奥多西二世在位早期,皇权控制在安西米奥斯的手里,他是东罗马的禁卫军指挥官。那时,帝国的安全是人们考虑的头等大事。君士坦丁堡和帖撒罗尼迦这两座城市巍峨的城墙(保存至今)都是在那时开始修建的。君士坦丁堡人口的增长也意味着加大了食物供应的压力,于是安西米奥斯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障食物供应不受影响。

当罗马陷落之后,东罗马帝国只能把军队撤退到西罗马帝国的新都拉韦纳,而这一做法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一直得以保留。414年,普尔喀丽娅被任命为奥古斯塔,并成为自己兄弟的摄政王。普尔喀丽娅对皇权的实际控制程度常常被人们夸大,但她获取皇位的方式是宣誓将永保处女之身,以此保证自己的权力在将来绝不会受未来丈夫的控制。

狄奥多西二世步其父亲的后尘,他统治时期的显著特征表现为一种对宗教的虔诚——在公众场合进行慈善、修建教堂,以及他本人、他的妻子欧多西亚和他的姐姐三人对宗教圣物的捐赠行为。至于其他世俗的统治职责似乎就只有留给他人来完成了,于是朝廷里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有权有势的宦官,帝国境内也涌现出许多的外国军官,特别是其中的两个阿兰人,即阿尔达布尔和他的儿子阿斯帕尔。

当霍诺留斯在423年去世之后,西罗马帝国陷入了一片混乱。在这关键时刻,又是东罗马帝国出手相救,适时派出军队,将合法的继承人瓦伦丁尼安三世扶上王位。但真正在背后执掌大权的是罗马军事指挥官佛拉维斯•埃蒂乌斯,他极为成功地遏制住了蛮族的入侵势头。

虽然各方势力的对手们已经明朗,但在5世纪20年代,当匈奴人朝着多瑙河再次逐渐往西推进时,他们彼此力量的对比却发生了改变。虽然在5世纪20年代早期,匈奴人作为罗马帝国的盟军在意大利同篡权者发生过零星的战斗,但434年,他们在首领鲁阿的带领下,对君士坦丁堡的腹地——色雷斯地区发动了凶狠的进攻。不过,匈奴首领在这场战役中遭到了雷击——据文献资料显示,他受到的这种惩罚是狄奥多西二世的祷告所致。

继承鲁阿王位的是他的两个侄子阿提拉和布列达。在他们的带领下,匈奴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权力结构大幅巩固、政治目标更加清晰。当东西罗马帝国军队大举进攻汪达尔人时[因为后者攻占了重要的北非省份长达10年之久(429~439)],匈奴人却趁此机会开始进攻多瑙河区域。东罗马的军队被迫撤退,这就相当于正式承认汪达尔人占领了非洲地区。并且在随后的十几年时间里,东罗马帝国在对抗匈奴军队时屡战屡败,以至于后来不得不采取向他们上贡的方式来换取和平。

到了447年,布列达去世,阿提拉成为匈奴唯一的领袖,他继续发动对罗马帝国的进攻。450年,狄奥多西二世去世,身后没有男性后裔继承王位。于是罗马军队故伎重演,更确切地说是强势的阿斯帕尔出面,他选择了年长的军官马尔西安来继承狄奥多西的王位。普尔喀丽娅同意嫁给马尔西安——一场和她的童贞誓言相符的有名无实的婚姻。这样,罗马帝国的权力更替才多少保留了一点朝代连续的颜面。

451年,东罗马帝国和阿提拉达成和解,于是匈奴人转而往西挺进。西罗马帝国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政策:它决定不再利用匈奴人对付日耳曼人和其他入侵异族,而是采取完全相反的一套策略。此外,西罗马帝国为保住自己的地盘,放任阿提拉在意大利对许多重要城市进行洗劫。

453年,阿提拉去世,这其实对罗马帝国算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匈奴人为争夺王位而掀起了激烈的斗争。当初组成这个帝国的各个民族为了赢得自己的独立而不断发动战争,结果导致匈奴帝国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就分崩离析了。这些民族争取独立的故事被写进了脍炙人口的《尼伯龙根传奇》,构成了挪威和日耳曼神话的重要基础。

然而日耳曼民族在挺过这场危机之后变得更加强大了,这对西罗马帝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这就越来越意味着它不能将他们逐出自己的势力范围。这种意识,再加上西罗马帝国的资源也在日益缩减,导致产生了一种新的认识:这个帝国既然不能给人提供既得利益,因此也就不值得再去费力保护。

这样一来,日耳曼军官们自己统治这片被征服的领土也就不再算是什么新鲜事儿了;而遗留下来的罗马大地主们也不再担心自己可能处于某个日耳曼人的统治之下。当时的权力之争上演得非常惨烈,这也导致西罗马帝国在接下来的20年里逐渐土崩瓦解。

在东罗马帝国,马尔西安和普尔喀丽娅的统治与一次事件联系在一起,这就是451年的卡尔西登宗教会议,这次会议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这是第一场被指定来代表整个基督教会的宗教会议,换言之,它可以代表普世大公基督教会,因此能够就信仰问题做出裁决。

当时的阿里乌斯教派,虽然在尼西亚会议上遭到谴责,但在君士坦提乌斯和瓦伦斯的支持下重新活跃,结果导致许多坚持尼西亚正统教义的教会人士被迫流亡。

狄奥多西一世一心想证明自己对正统派的虔诚和支持,于是就任命圣额我略•纳齐安——这位当时最博学、最出名的神学家之一——作为君士坦丁堡的牧首,此人在381年帮助狄奥多西一世重新召集了一次主教会议,再度讨论关于阿里乌斯教派的问题。

这次会议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对尼西亚信条进行了大量补充(也涉及一些删减)和澄清,其中主要是涉及对圣灵进行定义。此外,它修改了普世大公教会确定的教区等级次序,将帝国首都、号称新罗马的君士坦丁堡排在亚历山德里亚和安提阿这两个资格更老的教区前面,从而仅次于罗马。巴黎圣日耳曼罗马城由于埋葬着两位基督圣徒彼得和保罗,而理所当然地占据着最为重要的荣耀地位,然而这种做法在随后几百年的历史中将引发无穷的后患。

除了宗教方面,帝国的政治生活也并不平静。马尔西安的统治极度依赖阿斯帕尔和他的儿子阿尔达布尔。虽然身为阿里乌斯派别的信徒——在君士坦丁堡遭到很多人的鄙视,但这些军官们的确做了很多慈善事业来缓和人们对他们所产生的反感。

5世纪60年代末,塔瑞瑟斯在东罗马帝国混得风生水起,地位一路飙升:他先是诬陷阿尔达布尔勾结波斯人而将其整垮;然后娶了阿里亚德妮公主为妻,还给自己改了一个希腊名字,叫作芝诺,并担任一连串的军事要职。

468年,东罗马帝国针对汪达尔人发动了一场耗资巨大的远征活动(几乎用光了帝国整整一年的财政收入),由于阿斯帕尔的原因,罗马军队遭受重创,惨败而归,显然帝国内认为收拾他的时机到了。

471年,阿斯帕尔和阿尔达布尔两人都在皇宫里被人暗杀。等到利奥一世于474年去世之后,巴黎圣日耳曼先是辅佐利奥一世的幼子利奥二世摄政,但由于利奥二世也在不久后夭折,于是芝诺就顺利登上了皇位。芝诺执政非常艰难,因为在他统治期间各种叛乱频发,其中一些甚至来自伊苏里亚人内部。

在更远的西部和西南部边境,东罗马帝国只能通过缔结条约的方式才能维持领土现状。在这些地方,东罗马帝国已经完全丧失了控制:西班牙和高卢的绝大部分地区被西哥特人控制,而北非则落到了汪达尔人的手中。

在宗教领域,芝诺试图弥补卡尔西登会议留下的裂痕,于是他在482年颁布了《联合诏令》,其内容是谴责聂斯脱里,但又禁止举行任何关于基督性质的讨论,甚至不准讨论利奥教皇的教义书信。在短期之内东部教会似乎对这种安排没有异议,但罗马教会却觉得自己的教义受到了挑战(《联合诏令》似乎在暗示君士坦丁堡位于五大教区之首),于是与君士坦丁堡关系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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