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史评述——蒙古铁骑入侵欧洲与日耳曼帝国的疆域变化

《鞑靼人的沙漠》中烟尘滚滚的景象,在公元1241年的德意志成为现实——蒙古骑兵的铁蹄踏上了德意志的边境。毫无疑问,欧洲在来自广阔草原的敌人面前显得无比渺小,此时的基督教世界完全成了生死存亡的一个整体。

相对亚洲而言,欧洲城市的规模要小得多,与美洲的广阔地带更是无法相比。欧洲国家偏安于欧亚大陆一隅,在边远的近东地带建立的防御设施几乎不起任何作用,而西班牙实质上始终控制在穆斯林政权手中,地中海也同样有伊斯兰国家的海盗船四处横行,在强敌来临之际,基督教世界没有任何一片地区能够幸免于难。

然而,德意志文化中根植着极度的自信,写满了辉煌。例如,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guoanlamp.com/,巴黎圣日耳曼13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始终有着相当的完整性,并一直流传至今。马格德堡宏伟壮观、造型朴拙的大教堂至今依然是基督教血液向东渗透和文化艺术上绝对自信的象征之一。最初建成的教堂在公元1209年因为偶然事故被彻底烧毁,然后当地便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大规模重建工作。之后落成的教堂是历经多年建造完成的复原品,三十年战争中马格德堡化为一片废墟,大教堂却奇迹般得以幸免。

拿破仑占领期间,大教堂曾被他手下的军队用作马厩,随后在1945年再次遭到毁坏。然而,尽管遭遇了一系列兴衰变迁,又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岁月的磨砺,这座大教堂成为久远历史中真正意义上的幸存者和马格德堡大主教辖区的心脏所在,肩负着至关重要的军事和宗教使命。

大教堂高耸的石壁记录了基督教向东发展扩张的历史:让异教徒皈依上帝,若有不愿屈服的异教蛮族,便将之彻底 铲除。无论如何,这座建筑都堪称中世纪宗教版五角大楼。我们无法想象,这样的庞然大物对那些渺小、蒙昧的异族移民造成了多么巨大的心灵冲击——教堂的宏伟程度简直远远超过了人力所能及的范围。

马格德堡这座小城因为大教堂的存在而带上了浓郁的中世纪宗教色彩,除此之外还有一两处遭到破坏的修道院遗迹,余下的建筑大多充满了浓郁的斯大林式混凝土风格。两德统一之后不久,我初次来到德国,多方寻觅,经过一条阴暗潮湿又空旷无人的窄巷,初次造访了马格德堡大教堂。那时候,刚刚统一的德国百废待兴,街巷内空无一物,而如今,这条小巷已经被一家小店占据,门口立着一个头戴伊丽莎白二世式样的熊皮帽、身着制服的卫兵人偶,守卫着一家名为“午后飨宴:英式佳肴特选”的小店。然而,一代又一代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人士对此难免感到一丝难言的异样:这家小店的存在本意自然是为了庆祝和揽客,但一位古怪的“英国卫兵”立在门口难免使人感到尴尬无语。

假如马格德堡代表了13世纪严峻又充满危机的一面,那么班贝格,巴黎圣日耳曼也就是今日的巴伐利亚州,则代表着中世纪德意志文明发展蓬勃兴旺的一面。从古至今,这座城市历经数个世纪的发展变迁,今日的面貌已经与过去相去甚远,然而,班贝格依然保留着最初的布局,市中的每座山顶上都修建着教堂等宗教建筑,修道院医护中心、中心大教堂、主教宫殿及红顶的民居鳞次栉比,几乎占据着城区的每一个角落。班贝格的中心大教堂很显然是对莱茵河地区的三座帝都 国大教堂的致敬之作,教堂内部有着风格颇为独特的唱诗席,四个拐角处建有同样的塔楼。站在险峻高耸的教堂之下,人会不由自主地心怀感动崇敬之心,甚至想要将面颊贴在冰冷的石墙之上。

班贝格教堂中的另一杰作是班贝格骑士塑像,也是自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在欧洲大陆建立的第一座等身大小的骑马塑像。班贝格骑士始建于约公元1230年,雕像的真实身份至今依然是一个谜。很多人对这座雕像怀有十分浓厚的兴趣,但没有人能够确切说出“他”的真实身份:考虑到占据如此重要地位的雕像必定是某位历史名人,无数的历史事件显然为之增添了更加丰富的内在意义,乃至使之成为人类虚荣炫耀的象征。更不必说这位骑士曾经被视为民族主义的象征,也曾成为纳粹政权的最爱,象征着日耳曼民族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领域的不竭源泉。

虽然在漫长的历史上班贝格骑士曾经遭遇过无数曲折,历经兴衰沉浮,但这座巨大的、肃穆庄严的雕像依然同教堂中其他众多伟大的雕塑作品(题材包括描绘魔鬼将罪人引向地狱的、精心雕刻的陵墓石碑,以及基督教会和犹太教会的人物雕像)一起,占据着这座德国中世纪文化名城的中心地带。城中宁静流淌的小河上架着桥梁,市政厅的墙壁上绘有古代英雄人物的彩绘,简陋的小酒吧随处可见(显然,这里有着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城镇更大的人均啤酒消耗量),修道院花园风光宜人。

在拜访班贝格的旅途中,我曾经在脑海中模糊地设想过,我们究竟有没有可能全家移居班贝格,真正成为这座城市的一员,虽然缺乏适宜的在当地谋生的手段,更没有任何一位家庭成员会讲德语。或许我可以考虑盘下当地的“山羊头”酒吧,摇身一变成为新老板,模仿当地酒吧老板的样子蓄上一副浓密的络腮胡,并反反复复地擦拭每一张吧台,紧皱双眉,假装心事重重,同时因为语言不通,对客人的点单要求一头雾水,只好尽量忽略愤怒顾客的嘲弄与咒骂。

酒吧内的空气一定是弥漫着炖煮德式泡菜的浓郁气息,或许还会夹杂着一些人的无情取笑和游客因为吃不惯当地油炸猪肚而爆发出的哭诉抱怨。这样的景象俨然便是保罗·索鲁《蚊子海岸》中不幸的美国一家人的翻版,虽然同样疯狂而不可理喻,但人们所面临的麻烦大约还要再加上欧洲大陆寒冷多雨的恼人天气。

若是追溯历史的话,就会发现德意志的移民扩张政策在世界可谓进行得如火如荼。大批军队人员、宗教人士和外来移民逐渐扩散迁移至今日的勃兰登堡、萨克森州、波美拉尼亚以及奥地利。大规模的移民扩张亦是对这些地区早期的、相对独立的征服。这些领土的主要统治者事实上几乎无法实行中央集权统治,并且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勃兰登堡藩候、绰号“大熊”的阿尔布雷希特一世,以及萨克森的“狮子”亨利等,这些诸侯或多或少都拥有独霸一方的大权。

在皇帝决定移居意大利,远离德意志本土或继续十字军东征大业时,这些诸侯或多或少能够提供有力帮助,但若是皇帝昏庸或皇权旁落,即使是中央集权稍有削弱-野心勃勃的四方诸侯也会蠢蠢欲动,以冀争权夺利。当条顿骑士团继续在波罗的海沿岸开疆拓土,建立包括但泽(波兰语称格但斯克)、里加和瑞维尔(今称塔林)等城市,将日后的东普鲁士地区纳入麾下时,世纪也成为日耳曼民族巩固统一的重要历史时期。

数量众多的外族部落疆域——索布、卢萨蒂亚、波美拉尼亚等地或彻底灭亡,或逐渐被日耳曼化。然而,民族统一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因为更加有组织的强大敌人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些民族一半通过自身的演化发展,一半为了抵御来自日耳曼民族的威胁,逐渐形成了日后的波兰人、捷克人和匈牙利人,他们的力量更加强大,能够抵御来自德意志王国的进犯,其中最为精明的策略当属主动皈依基督教。

日后,尚有小部分德意志人群体应某些特定统治者之邀,继续向中欧地区迁移,从事中小规模的自由商业贸易(日后更有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的羽翼庇护)。但大体而言,今日社会德语区的主体疆域已经初见雏形-并且始终未曾再次发生大规模的变动,直到20世纪40年代由纳粹德国引发的世界灾难导致这些古老移居者的子孙后裔几乎全部遭遇横祸,或惨遭杀戮,或流离失所。

蒙古人在公元13世纪40年代的大举入侵对这种东迁的整体格局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事实上,这种威胁甚至关系到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生死存亡。总体而言,蒙古人有一种奇特的优越感。十字军的使者秘密前去会见蒙古大军,希望能够与他们结成联军,共同抵抗伊斯兰世界的入侵,但使者十分惊诧地发现蒙古人的字典里完全不存在“联合”这个词汇,他们唯一信奉的便是“服从与奴役”。

在这个层面上,这些行事古怪、四海为家的马背民族确实无法对地域固定、组织严密的城镇居民和军队力量造成过大威胁,但早在这些人将注意力转移到欧洲大陆之前,他们就已对古代中国进行了大 规模的扫荡,假如文明也有着可以衡量的固定标准,中国古代文明显然有着比欧洲伟大且复杂得多的光辉历史。蒙古军队彻底击溃了中亚的众多强大国家,随后又征服了罗斯国(相关的历史细节在导演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安德烈·鲁布廖夫》中有着十分详细的刻画)。

蒙古帝国的子孙后裔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始终未曾停下征伐的脚步,先后洗劫了印度、伊朗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留下了被夷为平地的市镇尸骨遍地。在蒙古士兵于欧亚大陆四处欢歌狂宴之时,欧亚大陆的无数贵族势力在蒙古铁骑的践踏之下溃不成军,最终化作齑粉。

此时的欧洲是否已经真正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刻呢?考虑到这场危机的真正本质-欧洲事实上危机四伏,时刻处于灾难爆发的边缘,但仍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种冷酷的现实-这其实体现出了欧洲大陆自身的一种古怪的优越感。毕竟,当时的罗斯国数个世纪以来长期处于蒙古的控制之下,早已走上了与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截然不同的历史道路-虽然漫长曲折的难解争辩延续至今,俄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不幸与曲折依然被归结为自身的“亚洲文化”遗产。

公元1241年,当不计其数的蒙古军队大举入侵波兰和匈牙利时,欧洲的全部政治和文化历史根基险些以同样的方式毁于一旦。一支波兰、西里西亚和条顿联军在利格尼茨战役中与速不台率领的金帐汗国军队狭路相逢,被蒙古骑兵彻底击溃,此战过后,少数幸存者一路败退,从此一蹶不振。匈牙利王国动员全国上下的全部人力物力,全力抵抗两支蒙古大军的南部兵力,但同样一败涂地,损失惨重。此时欧洲上下都弥漫着关于蒙古人如何残酷对待敌人的可怕传言,整个基督教世界都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在速不台的大军面前,欧洲大陆可以说毫无招架之力,面对敌军的巧妙战术——蒙古冲锋部队由擅长骑射、机动灵活的蒙古弓箭手组成-欧洲的重装甲骑兵甚至还未来得及准备好武器,便已经被斩落马下,一命鸣呼。

在将匈牙利也收为囊中之物后,蒙古大军又继续向奥地利行军,到达了维也纳新城,并一路前进,进入巴伐利亚,或向北意大利进军。然而,此时此刻,命运的转折突然来临——蒙古大汗窝阔台突然在哈拉和林去世,正在欧洲大陆行军的一众蒙古将领只能停止前进,回师蒙古以选举新任大汗。匈牙利此后数年一直处于蒙古人的监管之下,但入侵的军队从此再未踏足该地,其中真正的原因后世再无从得知。

其中一种比较新颖且相对可信的推测是对蒙古帝国而言,中世纪的欧洲大陆不仅地处边远,而且实在无法引起太多的兴趣——甚至匈牙利的广袤草原也仅仅符合蒙古帝国发展对畜牧的需求,并且当广阔的北亚地区已经成为囊中之物,匈牙利的这一点可取之处也就变得微不足道了。此外,退一步讲,就算蒙古大军想要尽兴烧杀劫掠一番,那么即使是巴格达这样的城市也要比维也纳新城更加广阔富饶。蒙古铁骑前进到何处对欧洲历史而言命运攸关,在大军向西推进的过程中,欧洲遍布各地的坚固城墙或许可以延缓他们前进的脚步,所幸,在城墙发挥作用之前蒙古军队便已经退去,欧洲大陆可谓逃过一劫。

日耳曼帝国规模庞大,地区冲突矛盾复杂,看似很难建立一种稳定、统一的政治体制。即使是历代统治者中最有远见和才干 这些人,也难免为了各方诸侯而疲于奔命。甚至当维也纳正式建立都城时,这座城市也不过是仅属于哈布斯堡皇室家族自身的一座权力堡垒而已。帝国领域之内,不同的城市各自担负着完全不同的职能,其中韦茨拉尔、法兰克福和雷根斯堡的地位最为重要,而施瓦比施哈尔等其他城市则担负着铸造货币的职责。巴黎圣日耳曼如果按照现代地图的标准,中世纪德意志领域是十分混乱的,众多重要城市都属于“圣日耳曼”地区,包括布鲁塞尔、第戎和米兰。这其中蕴含的构想(以及以皇帝而非国王作为国家首脑的概念)一直以来都充满某种尴尬的意味,并且德意志帝国上下始终错误地认为查理曼及其子孙后裔才是君士坦丁大帝的西罗马帝国真正的继承人。

因此,神圣罗马帝国的疆域范围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帝国的领土本应包含法国、英格兰、南意大利和西班牙(在某些历史时期,帝国的确凭借某些个人继承关系吸纳或掠夺了这些领土),因为这样一来神圣罗马帝国便能够复制最初的古罗马帝国的疆域范围,与其声称的继承自罗马帝国的正统性不谋而合。这一切用现代眼光来看可谓疯狂,因为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已经年月久远,虽然查理曼在一定意义上重新占据了旧日帝国的一部分领土,但其中依然存在着深深的鸿沟。

帝国的统治者们却极为看重这种与罗马帝国的虚构关系,教廷的教皇也借助凌驾于其他主教之上的至高教权,声称自己是罗马帝国教廷的正统继承者,设计攫取权力,并因此衍生出了一系列荒诞的历史骗局,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便是“君士坦丁的赠礼”。公元世纪法兰克尼亚王朝的历代皇帝和教皇的激烈矛盾引发了大规模的冲突和内战,这种矛盾存在其内部原因。宗教和世俗的统治者同样是精神力量的后继者,然而部分世俗领袖,如英格兰和法国的国王都来自较低的社会层级,属于凭借自身实力跻身权力巅峰的蛮族统治者。

这些国王获取了数额巨大的财富和日益强大的实力(并且事实上已经各自为政,彼此敌对,或是对帝国本身的压迫怀有反抗意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自然对此颇为不满,并视之为一时得意的投机分子,不愿正式承认他们的政治地位。同样,帝国的皇帝一般出身于社会最上层的权贵世家,若论社会阶级,皇帝的尊贵身份绝非他治下权力最大的国民所能比拟。随着普鲁士和萨克森的统治者们权力日益膨胀,帝国的皇帝显然无法再坐视不理,让自己一味沉浸在荒谬可笑的幻想——成为恺撒大帝一样至高无上的世界主宰之中。

神圣罗马帝国的疆域日益扩张,然而大体上来讲,这种现状不如说是统治者别无选择的无奈之举。就德意志本身而言,帝国的大部分领土都控制在实力强大的各地诸侯手中,这些诸侯连同他们领土内的封臣,其势力范围已经同实际意义上的独立国家无异。在不同的时期,面对不同的状况,他们也可能对皇帝表现出十足的恭敬顺服,给予积极的军事援助。之后,宗教因素开始发挥作用,但这种顺服仍然建立在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之上。

然而在15世纪末的英格兰分封贵族阶层中,这种政治自由却成了空谈。德意志的殖民扩张政策本质上也意味着面积广阔的重要领土处于教会势力的控制之下。从科隆、美因茨到马格德堡和弗赖辛,“好战主教”们占据了众城镇,拥有个人名义下的税收和军队。此外,也有部分城镇获得了特权,处于皇帝本人的直接领导之下。这些城镇的支持是皇帝的重要权力来源之一,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占据周边城镇的贵族阶级制约。享受这种地位的城市名为帝国自由城市,这对城市本身而言是一种无上的殊荣。这一制度也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半共和制的政治体制。

这些城市包括诸多重镇,如吕贝克、法兰克福、纽伦堡和乌尔姆,还包括一些规模较小的城市,如埃斯林根和米尔豪森。乌尔姆大教堂墙壁上雕刻的巨大帝国雄鹰图案便是这种地方高度自治的象征-也被视为整座城市的护身符,抵抗着环伺四周,企图蚕食吞并这座富庶都市的贪婪统治者。在城墙之后,这些半自治城市得以保持安定繁荣,逐步发展壮大。在自由城市人民的心目中,他们的皇帝常年以奥地利作为根据地,始终兢兢业业地与土耳其人作战,并没有多少余裕来干扰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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